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条件惠民生

　　黄家社委员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以来，我州96%的农民参加了新农合，基本实现了小病都能得到治疗，医疗得到一定的保障。但遇到大病就会因大量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导致返贫，对于贫困家庭更是雪上加霜，患者最终因无钱只有放弃救治。这种情况，在我州农村有相当数量。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中，我认为要以人为本，体现人文关怀，尊重、理解、关心、体贴人，实现总理说的让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。建议政府增加新农合的投入，提高大病报销比例和大病报销封顶线，大病贫困家庭民政给予救助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本报记者 黄贵华）

　　刘正超委员：建议政府：一、根据国家医药改革相关政策，结合黔西南实际，制定一些政策和机制，号召全州医疗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州内医药产品，使我州医药产品临床用量大幅增加，促进和支持州内企业发展，使之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。二、通过协调，引导州内医药行业整合闲置资源，使医药行业规模扩大，管理规范上档次。建立利益激励机制，引导和培育具备条件的医药行业上市，力争在3至5年内培育一至二家医药企业上市，使黔西南医药行业真正做大做强。三、把医药行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，纳入政府人力资源的总体布局。四、帮助医药企业协调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招标的相关事宜，便于州内医药产品能够在同等条件下中标，扩大州内医药产品在全省范围内的临床用量，有利州内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。

　　（本报记者 黄贵华）

　　马崇曾委员：解决农民“看病难”主要靠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以后，农民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越来越多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材设备、病床数量和医生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。我认为，解决农民看病难，主要靠基层医疗机构，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力度，增添医疗器材设备，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就医条件。

　　（本报记者 周 军）

　　墙忠元委员：我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着种类繁多的中药材资源，但大量存在于民间独树一帜的中医药资源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发利用。这些医药资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民族特色鲜明。重视开发这类民族特色产品，市场前景广阔，优势突出。

　　建议：一、卫生部门能否根据自治州条例，创新对卫生事业的社会管理，建立民族民间医师资格考核体制，通过认真考核，对长期在民间有独特疗效，又深受群众认可的发给专科专病专药执业证，为中医药的传承和更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、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二、由于国家现行医药产品审批门槛高、费用大，我州能否结合“十二五”中药产业规划，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关专家挖掘民间验方，先降低标准，在资金上、政策上给予扶持，将其列入旅游产品开发，形成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，通过使用，提高知名度，逐渐形成品牌后再申报保健品、医药产品。三、我州民族民间独具特色的医药验方，是传承数千年的宝贵财富，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，州文化部门能否将其列入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并逐步完善资料上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本报记者 张金书）

　　王安琼、邓春、吴津等委员：2009年1月，全州实施“门诊+大病”统筹补偿模式，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住院享受二次报销，大大减轻了参合患者的负担。2011年全州统筹城乡医疗保险，把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障统一到一个方案，取消了二次补偿，且在州外只能在公立医院看病的才能报销，导致患大病在外就医的患者报销比例大幅降低。为减轻参合农民负担，建议州政府及时组织人事劳动社会保障、卫生等相关部门，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，加以解决。  （本报记者 黄 莹）

　　冉练琼代表：新农合实施后，给农民带来很大实惠，但也还存在看病报销难问题。如安龙县农民到州里看病报销，因手续繁琐，证件不齐，报销一次有时要安龙兴义往返跑两三回，时间要等两个月。建议简化报销手续，如在州里医院看病，就在州里就地减免。      （本报记者 王显华）

　　张蓉恩委员：近年我州发生的医疗纠纷，是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。解决方式大致有三种选择：一是双方协商，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，很难心平气和达成一致意见。二是请求医疗事故鉴定及卫生行政部门调解，因鉴定专家为医疗机构人员，加之卫生行政部门介入，患方认为有“父子相护”之嫌，难以信服。三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，但成本大，周期长，患者不堪诉累也极易加剧矛盾。结果，医患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，暴力冲突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。

　　建议政府借鉴“天津模式”，建立各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，出台《医疗纠纷处置办法》，建立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长效机制。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医患双方均无利害关系，便于及时有效调解医患之间的矛盾，防止医疗纠纷激化。调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向司法行政部门备案，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由财政予以保障。       （本报记者 黄贵华）